​郭沫若​逢場作戲的悲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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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察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，郭沫若是一個典型。郭老去世時，宣傳中曾給予他與魯迅並肩的美譽。現在看，這樣的評價已經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郭沫若與魯迅為人為文差別甚大。我無意全面評價郭老，隻想通過他治學的某些失誤談一點感想。

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天下沒有完人，魯迅也有失誤。但有人的失誤在治學的范圍，有人的失誤在做人的范圍。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誤而引起治學的失誤。在這方面，郭沫若與魯迅顯然是不一樣的。

本世紀後半葉以來，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度過的，除“文革”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以外，郭沫若一直充當革命動力。一方面，他率先對諸如胡適派、胡風集團、右派分子等革命對象聲討、批判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寫瞭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。那些白紙黑字，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。有些明顯的過頭話，甚至成為笑柄，比如王元化就談到郭沫若有一篇《紅旗躍過河江》的文章：“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傢或詞傢，但他的詩詞卻成瞭詩詞的頂峰。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傢，但他的墨跡卻成瞭書法的頂峰。例如這首《清平樂》的墨跡而論，‘黃粱’寫作‘黃梁’，無心中把粱字簡化瞭。龍巖多寫一個龍字。‘分田分地真忙’下沒有句點。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。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，多麼瀟灑，多麼磊落。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瞭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。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，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，一個深刻的啟示：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，政治工作第一，思想工作第一，抓活的思想第一，‘四個第一’的原則，極其靈活地、極其具體地呈現在瞭我們的眼前。王元化評論道：“這話又說得何其肉麻！”的確如此。我無意嘲笑郭老。明眼人一看即知，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顯赫，實際上並無尊嚴。否則，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，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