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范仲淹​“慶歷新政”的失敗：皇室傢族勢力的制約

范仲淹在宋真宗時代進士及第，開始為官生涯。宋真宗也許因為自己的登基過程比較驚險，因此，當瞭皇帝之後，經常私心膨脹，以圖彰顯自己的地位，例如他過於信佛信道，偽造“天書”，大搞封禪等。大致說來，中國歷史上凡是過於信佛信道的皇帝，都不能算一個好皇帝。古人說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就是說，皇帝但凡私心私欲公開顯露，一定會形成逢迎的趨勢。好皇帝的標準基本上是私心私欲能夠受到大臣的控制。但是，宋真宗時代沒有做到。雖說宋朝的“祖宗傢法”要求公心為上，但實踐起來也並非一帆風順，宋真宗朝算是一個典型，尤其是宋真宗寵信劉皇後，開瞭宋朝後妃幹政的先例，差點釀成第二個武則天，這在前面的章節已經說過，這裡要強調一下，它也是導致范仲淹新政失敗的深遠原因。

宋真宗死後，劉皇後成為劉太後，宋仁宗年幼繼位，劉太後大權獨攬，垂簾聽政十多年，宋仁宗已經成人，劉太後遲遲不願歸政，直到劉太後65歲時病死，24歲的宋仁宗才擺脫瞭“兒皇帝”的命運。太後幹政，有做女皇的野心，遲遲不願歸政於長大成人的皇帝，在中國古代政治中，是不合常理的狀態，必然要遭到大臣乃至社會的反對。如果反對成功，那就是合理的制度戰勝瞭私心，如果反對不成功，那就是私心私欲占據瞭主導地位。宋真宗的私心私欲導致瞭劉太後幹政，像劉太後這樣有權利欲的“女主幹政”，要得到實施和維持，一定需要幫手。因此，劉太後擅權的結果是，朝廷中同樣有私心逢迎劉太後的“小人”得勢。而這些“小人”政治的結果，一方面成為范仲淹新政的改革對象之一，另一方面也成為范仲淹新政的一個重要障礙。